文物承载灿烂文明，传承历史文化，维系民族精神，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。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，从鼎簋簠盉到照容铜镜，青铜器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，也蕴含着深刻的廉洁文化内涵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四十三年逨鼎劝诫为官莫中饱私囊
青铜铸文明——这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基本陈列的主题，大量精美的青铜器，呈现了“青铜器之乡”宝鸡的深厚历史底蕴，周秦文明发源于此，逐步壮大，这些青铜器便是文明的脚印，引导我们探索文明从何而来，又将去往何方。
“毋龚橐，龚橐唯有宥纵乃侮鳏寡。”这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重要文物——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的一句。龚，同“拱”；橐，口袋。龚橐，即鼓起口袋。整句铭文的意思是，为官不要中饱私囊，如果中饱私囊，势必会放纵那些目无法纪的人，而对鳏寡孤独等弱小群体造成伤害。
四十三年逨鼎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，铸造于周宣王四十三年（公元前785年），共有十件，色泽光亮，纹饰华丽，造型精美。鼎内铭文计316字，记述了“逨”因治理林泽有方、供应王室物产有功，而被周宣王册封为监察官员之事。这篇“青铜史书”的思想价值，主要体现在周宣王对逨的四个“毋敢”的告诫，道出了从政尚德、为官当廉的廉政思想。可以说，这是周宣王对监察官员逨进行的一次“任前廉政谈话”。“毋龚橐，龚橐唯有宥纵乃侮鳏寡”，是周宣王训诫逨的最后一个“毋敢”。无独有偶，著名的毛公鼎，其铭文也有类似警句：“毋敢龚橐，龚橐乃侮鳏寡。”这是周宣王对毛公歆的告诫。
作为权力的象征，青铜礼器乃国之重宝。西周时期，人们思想中的宗教因素较商朝淡了许多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德与礼的推崇，青铜鼎的地位日益突出，出现了列鼎制度，即依据身份等级享有不同数量、规格的鼎，四十三年逨鼎就是十件大小不一的列鼎。
千年青铜器，见证着中华文明史，其上的铭文也时刻警醒着世人。现实社会十分复杂，充满着声色货利等各种诱惑，每个人也都会面对亲朋好友、领导故旧等各种人情关系，如何正确处理廉与贪、义与利、公与私的矛盾，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，尤其是那些手握权柄之人面前的严肃课题。
孔子说得好：“临官莫如平，临财莫如廉，廉平之守，不可攻也。”意思是，当官为政，没有比公平公正更能得民心的；面对钱财，没有比廉洁自律更可贵的。一个人如果拥有公正廉洁的操守，就可以经受住各种考验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当时，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将去信阳做官，向孔子辞行，孔子给他讲了一番为官的道理，其中就有这四句话，希望他为官能公正廉洁。子贡谨记老师的教诲，任职期间，用自己的品行、智慧造福百姓。《史记》对其评价颇高，唐朝开元年间，子贡被追封为“黎侯”。
临财莫如廉，为官与做人以不贪为宝。以不贪为宝，须从细微之处做起，经得住诱惑，才能防微杜渐。《隋书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隋朝官员赵轨，“以清苦闻”，他的邻居家院子中有一棵桑树，桑葚结果时，会落到赵轨家的院子中。赵轨让孩子们将桑葚捡起来，还给邻居，他告诉孩子们，自己这样做，不是为了博得好名声，而是想教育孩子们从这件小事懂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应妄取的道理。这个故事在古代流传很广，值得我们深思，白衣染墨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片墨迹，也十分醒目。
临财莫如廉，对“廉”的自守、自律、自警，也分不同层次。明代思想家薛瑄在《从政录》中有这样的论述：“世之廉者有三：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，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，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。”他把清廉之人分为三个层次：第一个层次是“不妄取者”，他们思想上明是非，价值上辨高低，行为上知取舍；第二个层次是“不苟取者”，他们看重自己的名声，能守气节；第三个层次为“不敢取者”，他们害怕受到法律制裁，失去官位，所以不敢贪赃枉法。固然三个层次之人都是“世之廉者”，但显然第一个层次境界更高。
由四十三年逨鼎中来自他人的劝诫，到“见理明而不妄取”的自律，此间需要一个人不断砥砺品德，练就一身真功夫。
古人以簠簋不饬称廉洁失守者
《汉书·贾谊传》载：“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不廉，曰‘簠簋不饬’。”簠簋不饬意指一个人为官不廉、收受贿赂。
物以载道，器以藏礼。簠、簋是青铜礼器。《礼记·乐记》载：“簠簋俎豆，制度文章，礼之器也。”簠，在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较为流行，其形制基本上呈长方体，棱角凸出，底平有足，上下对称，可以分开为两个器物。簋，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，到了周代，簋与列鼎制度配合，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重要器物之一。比如有名的利簋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，其铭文记载周武王征商在甲子日早晨获胜，取得了政权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跟武王伐纣直接相关的历史实物。
据《礼记·玉藻》记载和考古发现，宴享和祭祀时，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，天子用九鼎八簋，诸侯用七鼎六簋，卿大夫用五鼎四簋，士用三鼎二簋。
为什么古人用“簠簋不饬”来形容官员不廉呢？“不饬”，就是不整齐，不符合规矩。祭祀时使用的簠簋不整齐，或有所损坏，或与列鼎制度不匹配，就是有悖于礼，不仅是对祖先、神灵不敬，而且说明祭祀的主持者品行不良。这是很严重的错误。因此，贪赃枉法就如同簠簋不饬，是犯了大错。古人将“簠簋不饬”作为弹劾贪官污吏的常用之词，表面看似乎说的委婉，实质上是说他们有损礼义廉耻，非同小可。
中国乃礼仪之邦，古人特别重视以礼仪来规范、约束人们的行为。先秦管仲认为：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北宋欧阳修非常赞同这一思想，并丰富了内涵：“礼义，治人之大法；廉耻，立人之大节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。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、无所不为，则天下其有不乱、国家其有不亡者乎？”他认为四维之中，“耻”最重要，“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”，归根结底是因为“无耻”。诚哉斯言！寡廉鲜耻则无畏，无畏后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？
在古代，官员与学者是一体两面的，既掌握着权力，又具有丰富的学识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被赋予了教化苍生的重任。社会寄望官员成为道德上的模范，官员的道德水准关乎社会、国家的治乱兴衰，所谓“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”“上之所以率下，乃治乱之所由也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儒家主张“内圣外王”，只有修身以成圣贤之德，才能实现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，也只有以身作则，才能以自己的德行去感化、教育百姓。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孔子用“正”来概括“政”的含义，告诫为官者要先正自身，也只有自身正直，百姓才会以之为榜样，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。
今天，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，同样影响着社会风气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创造的不仅是看得见的政绩业绩，还有看不见但能明确感受到的精神品质。那么，今天的党员干部如何加强道德修养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，“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，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，时时处处见贤思齐，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、接受他律，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、赢得事业成就”。简短几句话道出了修德的四种资源：历史传统、人民群众、榜样典型和制度规定。
常修为政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常怀律己之心，才能真正立德立业立人，如此“簠簋不饬”之类的词自然就无用武之地了。
铜镜启示规矩做人见贤思齐
“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”梳妆、照容的铜镜，在古代被赋予了深刻寓意，古人借镜子的洁净光明，以表达洁身自好、反省自观的志向。
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四神规矩纹铜镜，背面钮座外围绕着三层凹面大方格，方格四边的中心部各自向外伸出一个T形符号，与连接外区圆周的L形符号相对。大方格的四角又与外区圆周上的四枚V形符号尖端相对。镜子内区被V形符号分割为四等分的区域，其间饰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。人们将V形符号称为“规”，与T形符号正对的L形符号称为“矩”，“规”与“矩”平均分布的纹饰体现了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”的观念。
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规矩的重要性。“离娄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《孟子·离娄上》里的这句话说得很透彻，不用规和矩，就画不成方形和圆形。运用到人类社会，规矩是规范、法则、标准、尺度，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前提和基础。小到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大到国家的治理规范，都要在规和矩所形成的范围内进行。不守规矩，必有倾覆之虞。
可以说，规矩蕴含世界观、认识论，也是方法论。《管子·法法》说得好：“虽有巧目利手，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。故巧者能生规矩，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；虽圣人能生法，不能废法以治国。”规矩是手段和工具，不是目的，方圆才是目的。然而，有了规矩，就自然能成方圆吗？显然不是。如果规矩只是写在纸上的空文、立在身边的“稻草人”，就起不到“以规矩定方圆”的作用。
守规矩，要从小事小节上做起。春秋时期，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很爱吃鱼。他当上鲁国宰相后，很多人投其所好，给他献鱼。按照有些人的理解，收人一条鱼算什么？可是，公仪休坚决不受，他清醒地认识到：“夫即受鱼，必有下人之色；有下人之色，将枉于法；枉于法，则免于相；免于相，则虽嗜鱼，此必不能致我鱼，我又不能自给鱼。”只有防微杜渐、谨小慎微、坚守清廉才能长享鱼之滋味。否则为利所诱，身败名裂，就成了“规小得而失大者也”。
明朝人张瀚的《松窗梦语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雨天，有个轿夫怕弄脏自己的新鞋，“择地而行”，后来不小心踩进了泥水中，把鞋弄脏了。这下，轿夫便不管不顾、乱走乱踩了。“居身之道，亦犹是耳，倘一失足，将无所不至矣。”事实一再证明，初之不慎往往一错再错，从而导致“轿夫湿鞋，不复顾惜”的戏剧重演。
古人尚能“拒鱼”，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应见贤思齐，以党的纪律与规矩为准绳，量一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在实践中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，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，真正做到勤政为民、廉洁自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