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法官，我发誓，我要是说假话，天打雷劈！”大哥黝黑泛红的额头上，急出了滴滴汗水。

　　这是一位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民工大哥，受聘于一家建筑公司，在工地从事空调安装工作，他的诉求很简单，索要工资报酬。但双方就日工资标准产生了巨大争议，大哥主张日工资为460元，公司则主张为160元，相差悬殊。

　　虽有证据，但迷雾重重

　　我翻开卷宗里的证据，一份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孤零零地展现在眼前，合同书上明确记载日工资为160元。我下意识嘀咕，既然有明确约定，原告为何不认可？

　　带着疑惑，我将双方约到了法院。大哥早已等候在法庭门口，由于第一次来到法院，他眼神中流露出些许紧张。反观公司代理人，则气定神闲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
　　简单询问后，大哥着急地都有点结巴了，他说：“法官，老板真的跟我约定的是460元一天，他们说要应付检查，才让我签了合同，我也不懂，我实在是冤啊。”

　　“您还有证据么？”

　　“法官请您一定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……”

　　诚然，发誓确能表达决心，但不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。我仔细审查这份劳动合同书的复印件，发现合同首页左上方有行手写的“应付检查”四个小字。经核实证据来源，是仲裁阶段公司提交的。

　　证人难寻，但拨云见日

　　为尽可能还原事实真相，我就入职及工作中的细节进行挖掘式询问。但大哥仅能提供几名工友的联系方式。当庭拨打，均未接通。

　　临走时，这位农民工大哥满脸愁容地跟我说：“法官，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，家里老母亲生病，急需用钱。”

　　我想，空调安装工人相对属于技术工种，工资却远低于市场标准，显然不合常理。虽有证据在眼前，但不能轻易下结论。如果仅依据这份证据作出判决，这位大哥将陷入怎样的绝望，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么？

　　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有空就挨个拨打那几个工友的电话。在不下四十遍的拨打后，某个晚上八点，一名工友的电话终于接通了。

　　该工友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就是他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回了每日450元标准的工资，当时还做了笔录……

　　我立马振奋起来，联系劳动监察部门调取相关笔录。笔录中完整呈现了双方约定工资与合同载明工资不符的问题。依据笔录中提到的另一名工友，我们调取到另一份关键证据，就是该工友与公司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，其中有本案这位农民工大哥的工资约定标准……

　　公司坚决不同意调解，我出具了判决书。宣判当日，我对公司的不诚信行为进行了批评，并对作出判决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向公司进行了释法说理，公司最终表示接受批评并认可判决结果。

　　拿到判决书后，大哥当庭留下了热泪。

　　在一件件的案子里，我有了很多感触和思考。做法官更大的价值在哪里？那就是把能动履职注入到我们对事实真相的孜孜追求中、把专业知识浇灌在一份份精心打磨的判决中、把为民情怀融入辨法析理的司法实践中，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、可触。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