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五岁登台，十岁拜师，我依然有三个怕：一怕听自己的录音，二怕看自己的录像，三怕参加表彰自己的会。总感觉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，总想给自己挑点毛病。”京剧名家尚长荣曾撰文，直言自己有“三怕”。

　　所谓“三怕”，说白了是怕自己表现不好，怕自己水平不高，怕自己名不副实。一个久负盛名的老艺术家，居然深怀此种心态，彰显了“知不足”的紧迫感和“长进取”的精气神。古语道：“自知者英，自胜者雄。”怕，便是有自知之明，从而砥砺笃行，这种精神值得弘扬与学习。

　　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规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”明朝方孝孺认为，那些知道怕的人，说话做事有规矩、有分寸。置身于大千世界，不过沧海一粟，怕穷尽全力也难有大作为，因此勤勤恳恳；面对知识海洋，所学所识不过九牛一毛，怕终生不懈也难以登堂入室，因此孜孜不倦。学无止境，须得好学上进；艺无止境，须得精益求精。日本作家中岛敦在《山月记》里说：“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，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，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，故又不肯庸庸碌碌，与瓦砾为伍。”显然，每个人对于自身的怕，堪称谦虚谨慎的自省，也属于追求上进的自律。

　　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：“人须有为己之心，方能克己；能克己，方能成己。”能够反省检讨自己，克制内心的欲望，才能成就自己。尚长荣先生时常告诫自己，作为演员，心里面要门儿清，潜心钻研自己的舞台演出，有定力、有鉴别力，经得住外界赞誉，经得起内行推敲。

　　怕，是清醒的表现，也是严于律己的动力。不论从事什么职业，对自己有怕，不是心虚，而是虚心，既非胆小怕事，也非优柔寡断，而是怕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，怕“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”，怕“光阴荏苒，岁月蹉跎”，因此才勤之又勤、慎之又慎。怕自己酣睡不醒，司马光以“警枕”自励；怕自己苟取，叶存仁赋诗“不畏人知畏己知”；怕由俭入奢易、由奢返俭难，曾国藩升迁后仍不肯坐绿呢大轿。其实，怕只是表象，严才是最终的要求与根本。

　　宋代沈作喆《寓简》记载：欧阳公晚年，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，用思甚苦，其夫人止之曰：“何自苦如此，尚畏先生嗔耶？”公笑曰：“不畏先生嗔，却怕后生笑。”“怕后生笑”绝不是客气话，而是一代文坛大家的“自省石”。

　　宋代如此，现代亦然。“独臂英雄”丁晓兵在南京读书时，课堂笔记有时记不下来，考试题虽然都会，可惜到时间还没写完，老师便把卷子拿掉了。事后，老师找到他说：不是老师无情，如果你这一关都过不了，军旅这条路恐怕走不长。老师的话，让丁晓兵顿悟。此后，他的字典里绝无“照顾”二字，始终保持着一种冲锋的姿态。

　　古人笃信：睿者知怕。不是前怕狼后怕虎地踟蹰不前，而是将害怕转化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。晚清名臣曾国藩天资并不出色。他14岁参加县试，前后考了七次，到了20多岁才考上秀才。他自认“秉质愚柔”，于是下了“至拙”的功夫，厚积了底蕴。读书时，不读懂上一句，绝不读下一句；不读完这本书，绝不摸另一本书。今日学业没做完，绝不可先睡。这种看似笨拙的学习方式，虽然进度很慢，但每一步都十分扎实，且不留学问死角。

　　《明史》中有“七录七焚”的佳话，说的是文学家张溥勤奋好学，每读书必亲自抄写，抄完后，再朗读一遍，然后烧掉。接着再抄、再读、再焚……一篇经典文章非得如此六七次后，才肯罢休。后来，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七录斋”，一生的著作也称为《七录斋集》。看来，博闻强记，不是聪明透顶，而是不厌其烦地从头再来。因怕而勤奋钻研，等于踏上了登高望远的阶梯。

　　怕自己，是一种自省功夫，时时检视，除恶扬善，便有思想更新；怕自己，是一种进取动力，常整行装，登高向上，便能更上层楼。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把“知怕”作为一种习惯，时常自警自省、自励自勉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。